深度报道：中国对非洲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在沉寂两年之后反弹

§ “既有”利益

中国一直是非洲的能源项目，尤其是化石燃料项目的重要融资方。非洲约75%的电力来自化石燃料，尽管其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的不到3%，电气化率也是所有有人居住的大洲中最低的。

过去，中国的大部分融资都是由中国两家政策性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支持推动的，而且主要针对燃煤电厂。

这两家银行在非洲各地发放了1820亿美元的贷款，主要投向了能源行业。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数据显示，从2000年到2023年，政策性银行贷款总额的15%流向了化石燃料行业，12%流向了水电站。

相比之下，发放给太阳能、风能或地热项目的贷款按价值计算不到1%。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官方出资者与国企之间既有联系。根据中南项目（China Global South Project）的数据，从历史上看，大多数中国国企都专注于煤炭和水电等传统电力领域。

英国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国际发展教育讲师弗兰顿·奇耶穆拉（Frangton Chiyemura）博士告诉Carbon Brief，中国在2000和2010年代的国际发展活动反映了当时中国自身的“内部发展轨迹”，因为中国也发展了以煤炭为主导的电力系统，而水电是最大的低碳能源。

他表示，在这个“走出去”的时期，非洲的大多数能源项目开发商——主要是中国国企——都专长于水电和煤炭，这导致更多此类项目获得融资并得以建设。

他补充说，这些国企“在保险、融资和与非洲各国政府接触方面都有国家支持……（而且）没有做太多试图建立市场的基础工作”。

§ “小而美”

2023年，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承诺向三个能源项目注资5.02亿美元，包括布基纳法索的一个太阳能发电厂和马达加斯加的一个水电站，结束了2021年和2022年能源贷款的“中断”，如下图所示。

中国政策性银行在非洲的能源贷款暂停了两年，部分原因可能是新冠大流行期间的经济压力。

不过，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认为，在中国国家主席于2021年承诺停止资助煤电，转而建设“小而美”的项目后，这些银行似乎也暂停了活动，以对其投资战略作出“必要的调整”。

2021年中非合作论坛气候变化宣言也确认，中国将进一步增加对非洲可再生能源和其他低碳项目的投资，“不会在国外建立新的燃煤发电项目”。

奇耶穆拉告诉Carbon Brief，这两年间的贷款减少并非中国政策性银行的“独有”现象。他补充称，在疫情期间，西方国家向非洲提供的贷款也有所下降。

他还同意，中国贷款机构将重点从“数量”转向“质量”，更多地考虑与新项目相关的投资风险和社会影响，这加速了投资的转变。

在此期间，中国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从中国电建集团和三峡集团等国企到晶澳科技等私企——都同意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或参与项目建设。

根据睿纳新国际咨询公司（Development Reimagined）整理的独立数据（如下图所示），自2021年中非论坛以来，已有138个新的气候相关项目达成协议，而且在过去18个月里，这一数字还在加速增长。

数据库中记录的项目包括超过20吉瓦（GW）的太阳能项目、9吉瓦的水电项目以及1吉瓦的风电项目，如下图所示。

这些项目的资金来源广泛，包括中国和非中国企业、非洲和其他非中国金融机构，以及多边开发银行。

该咨询公司的项目经理兼中国气候融资政策负责人付亦可（Fu Yike；音译）对Carbon Brief说，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1年作出承诺后，中国国企已表示有兴趣“探索在非洲开展项目的新方式”，包括参与太阳能项目。

在数据库中列出的55个太阳能和风能项目中，国有企业分别参与了46个和5个。

根据睿纳新的分析，到2030年，中国在非洲的清洁能源项目装机可达224吉瓦，这意味着中国参与非洲的能源转型对于非洲实现2030年300吉瓦的目标至关重要。

付亦可补充说，特别是太阳能发电装机预计将成为中国未来在非洲能源部署的一大特色。

§ 陡峭的“学习曲线”

总部设在伦敦的智库海外发展研究所（ODI）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所建立的机制可以协助在非洲部署平价低碳技术，如同其促进了铁路和港口等中国国内基建产能向非洲“溢出”一样。

然而，奇耶穆拉告诉Carbon Brief，许多习惯于开发煤炭和水电的国企在转向可再生能源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

此前，这些国企通过由政策性银行贷款资助的EPC总承包合同（即设计、采购和建造合同）来开发能源基础设施，这种合同只要求它们建设基础设施，而不负责运营和维护。

现在，非洲的决策者越来越多地推动采用股权融资模式，鼓励中国企业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并持有股份。

然而，奇耶穆拉表示，这种模式涉及到国企不太习惯的业务流程。

例如，埃塞俄比亚正在通过股权融资开发一座风力发电厂，从而减轻该国的债务压力。奇耶穆拉说，这意味着中国企业将不得不参与公开招标系统，而不是他们所习惯的闭门谈判。

“我记得一位（公司代表）说：‘为什么我要为一个（价值）可能只有8000万至9000万美元的项目浪费金钱和时间呢？’……企业认为，把时间花在（编写）招标文件上没有任何价值……但这表明它们在理解监管要求方面缺乏经验，而非洲的市场监管正在迅速变化。”

此外，付亦可认为，一些公司还对非洲的投资风险表示担忧。

大多数非洲国家在世界银行的“营商便利度”排名中靠后，这意味着监管环境不利于在当地创办和运营公司。

付亦可补充说，中国民营企业更愿意与国企合作，这可以将它们的参与与中国政府的利益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限制它们的风险敞口。

奇耶穆拉与他人共同撰写的一篇论文也提到了这一点：“最近的趋势是在这些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建立一个联合体……很明显，在现有的政策群体中，新的联盟或利益集团正在形成，它们更加致力于促进风能和太阳能活动。”

奇耶穆拉称，部分原因是非洲在能源法规方面“快速变化”的环境。

非洲经济研究联合会（African Economic Research Consortium）合作研究经理戴安娜·恩吉·穆查伊（Dianah Ngui Muchai）认为，促进非洲投资的关键是针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灵活和创新的（金融）工具”，以及“明确和现实”的政策目标。

奇耶穆拉告诉Carbon Brief，南非和埃塞俄比亚一直在尝试通过开发股权融资风电项目来实现这一目标。

“这是一条学习曲线，但我们相信也许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一些中国公司通过股权融资来开发这些项目。”他说。

§ 中非论坛强调转向投资

这些主题在今年中非论坛的成果中得到了呼应。在主旨演讲中，习主席承诺向非洲提供价值3600亿元人民币（51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其中，2100亿元人民币（300亿美元）将通过信贷资金额度支付，700亿元人民币（100亿美元）将通过投资支付。

其中部分资金将用于资助一系列“清洁能源”项目，而“绿色发展”在会后的官方宣传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习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指出，中方愿在非洲实施30个具体的清洁能源项目。

会后发表的宣言指出：“中方支持非洲国家更好利用光伏、水电、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进一步扩大在节能技术、高新技术产业、绿色低碳产业等低排放项目的对非投资规模。”

此外，与宣言同时发布的还有一份涵盖2025至2027年中非合作的行动计划，其中列出了指导未来三年中非合作的十大“伙伴行动”，包括“贸易繁荣”、“产业链合作”和“绿色发展”。

双方还将进行更广泛的能源合作，中方“将鼓励对非洲包括太阳能、风能、绿氢、水力发电、地热等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

习主席还告诉中非论坛代表，中国将“鼓励中非企业‘双向奔赴’投资创业……把产业附加值留在非洲，为非洲创造不少于100万个就业岗位。”

南非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Cyril Ramaphosa）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对习主席今天宣布的资金数额持非常积极的态度”，并补充说“这将是非洲大陆的一大福音”。

中南项目的分析则不那么乐观，认为报道标题上的数字“极具误导性”。

分析称，300亿美元的信贷额度“很可能………将更多地惠及中国企业，而非非洲利益相关者”，而100亿美元的投资数字“不应被视为政府财政承诺的一部分……因为（这笔资金）将由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采矿业企业提供”。

中南项目联合创始人埃里克·奥兰德（Eric Olander）告诉彭博社，这笔信贷可能会被用于“资助从中国购买大量太阳能电池板、电池和电动汽车”，以供非洲使用。

但非中政策咨询中心（Africa-China Centre for Policy and Advisory）高级研究员艾萨克·安克拉（Isaac Ankrah）博士告诉Carbon Brief，习主席对在整个非洲发展“绿色增长引擎”的关注凸显了中国“转向更具结构化的气候适应项目融资模式，重点关注技术转让、产能建设和可持续基础设施”。

他补充说，“这些承诺可能导致资金流的重新调整，使其更加符合非洲能源转型的具体需求”。

中非论坛对投资的关注是否会导致其切实远离贷款驱动型项目还有待观察，但一些非洲决策者将推动这种转变发生视为首要任务。

正如安哥拉财长维拉·戴维斯·德索萨（Vera Daves De Sousa）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所说：“我们需要打破常规思维： “我们需要跳出思维定式，因为‘你给我钱，我给你抵押品’的简单解决方案已经过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