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中国粗钢产量激增，助推二氧化碳排放量创下历史新高
对最新季度数据的分析显示，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从因“新冠”封锁而导致的骤然而短暂的回落中反弹，并达到新的历史高点。
中国政府于今年早些时候出台的旨在拉动“新冠”疫后经济复苏的刺激政策，推动了粗钢产量的急剧增长。
在7至9月的三个月时间里，中国的粗钢产量增长了10%。炼钢业也是一项重要的碳排放源。
在不少省份上报的粗钢产量远远超过其产能控制目标的情况下，中国很可能会错失2020年钢铁“去产能”目标。
§ 钢铁调控目标
钢铁调控目标于2017年出台，其背景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标志性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该政策旨在使经济摆脱对层出不穷的建筑业刺激政策的依赖。
如果算上上游燃煤发电和炼焦的煤炭消费，那么钢铁行业应该是该国最大的煤炭消费行业。它同时是该国最大的电力消费行业和最大的空气污染物排放源，政府因此将其列为改善空气质量的主要整改对象。
长久以来，中国政府以“去产能”目标来回应其他国家就中国向国际市场市场“倾销”钢铁的控诉。
这项于2017年设定的关键目标将中国的粗钢产能限制在每年“不超过”十亿吨，低于2015年的年产11.3亿吨水平。然而，2015年到2020年间，中国的粗钢产量实际增长了30%，并有望在今年突破十亿吨。这显示，钢铁业的实际产能远高于“去产能”调控目标。
与产能调控目标下所允许的最大产量相比，“超额”的粗钢产量多达两亿吨，相当于美国钢铁业总产量的2.5倍。2020年，中国钢铁行业“超额”排放的二氧化碳将达到三亿吨左右，大致与波兰的总排放量相当。
中国工信部最近就钢铁产能发布了一份新政策文件。与之相伴的是中央政府对各省以复工复产为名开展“以小换大”的数字游戏、放松产能管控的批评。
§ 排放量增长
上一季度，由化石燃料燃烧和水泥生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迅速反弹。1至4月间，相关排放量一度下降约8%；7至9月间，又较去年同比增长了3%。若于1月底“新冠”封锁期数周的排放量相比，增幅则高达约25%。
上述发现是基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和能源行业数据得出的。该结论和于本周发表在《科学进展》杂志上的基于卫星数据的最新估计值如出一辙。该研究显示，4月后，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回归到“新冠”疫情前的水平（笔者在6月发表于《碳简报》的分析结论中已对此有所提及）。
最新季度数据显示，以钢铁生产为主的金属行业的煤炭消费量增长了6%，以水泥生产为主的建材行业则增长了10%。不过，整个电力行业的煤炭消费基本持平，其他行业的煤炭消费总量甚至有所下降。总体来看，7至9月间，中国各地动力燃煤的消费量较去年同比增长了1%。
数据还显示，水泥产量较去年同比增长了5%，石油需求增长了3%，天然气需求增长了4%。如果将钢铁和水泥两个行业的用电量增长计算在内，那么全国三分之二的新增二氧化碳排放量都来自这两个行业。
§ 管控钢铁产能
早在2017年，负责化解钢铁过剩产能的工信部就发布了《钢铁工业调整升级规划（2016-2020）》。
该规划曾预计，2020年，国内粗钢消费量为6.5亿至7亿吨，低于2013年的7.6亿吨。该规划设定了将炼钢产能由2015年的11.3亿吨调控至2020年的“十亿吨以下”的目标。该计划力图将2020年的粗钢产量限定在7.5亿吨至8亿吨之间（因考虑出口需求，这比预计的国内粗钢消费量多出一亿吨），略低于2015年的8.04亿吨。
中国没有系统上报全国粗钢产能的体系，而是由大型钢铁企业在上报产量时同时上报其“黑色金属行业产能平均利用率”（以下简称“产能利用率”）。所谓“产能利用率”，是指实际产量占产能的比值。我们由此可以大致推算出两个时间段内的现存产能。
2016年和2017年，随着新目标的出台，粗钢产能有所回落。这期间，粗钢产量小幅增长，上报的利用率增速高于产量，这意味着“去产能”顺利落实。
然而，在2018年，粗钢产量开始激增，其增幅远远高于上报的产能利用率。这表明，钢铁企业或许已经巧妙地绕开政府管控，新增产能已陆续上马。到2020年，上报的产能与产能调控目标之间的差额进一步扩大，高达两亿吨以上。
即使假设产能利用率非常高，该行业当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比产能调控目标下所允许的最大排放量多出约三亿吨。
§ 省级扩张
河北地处北京周边，这个重工业省份是中国治理空气污染的首要焦点。该省率先采取“去产能”措施，承诺在2016年实现三分之一的“去产能”目标，并将炼钢总产能从2016年的近三亿吨削减到2020年的两亿吨。
然而，河北今年的粗钢产量将达到创纪录的2.5亿吨，高于2015年的1.88亿吨。这意味着，该省当前的实际产能已接近2.8亿吨。由上报产量推算出的该省实际产能与“去产能”目标之间的差额占全国总差额的三分之一，几乎相当于美国全年的粗钢产量。
河北上报的粗钢产量远远超过了该省对外宣称的炼钢产能。过去两年间，两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鉴于企业不可能全年满负荷生产，笔者对“最低实际产能”的估算是基于85%的极高平均运行率作出的。该保守计算法扩大了差距。
据报道，2015年至2019年，河北省已关闭了7400万吨炼钢产能，今年还将关闭1400万吨。
§ 差异悬殊
河北省自相矛盾的数据表明，炼钢产能规模之大，显得“去产能”目标几乎无足轻重。
工信部近日刚刚完成对新版《钢铁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社会意见征求工作。该政策文件披露了产能调控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据悉，2018年至2020年间，共退出炼钢产能1.64亿吨，新增炼钢产能1.39亿吨。这意味着，每关闭1.15吨产能，就新增了1吨产能。
随着当前的工作重点转向复苏受“新冠”疫情重创的经济，一些地方政府放松了管控力度，新增炼钢产能。上述新政策力图防止地方政府使用“以小换大”的数字游戏，并着眼于改善炼钢产能数据有失精准的状况。文件要求，在京津冀、陕晋豫、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空气污染防控的关键地区，置换比例应不低于1.5：1；其他地区应不低于1.25：1。
一个关键问题是，产能调控目标只涉及“登记在册”的产能。另有一定数量的产能不在工信部发布的官方名单上。
钢铁企业可以通过如下方式扩大产能：上报关停老旧生产线或已长久未投入使用的设备单元，但仍保持“登记在册”，并将其置换为全新产能。不少已发布的“置换”项目没有出现在工信部的产能登记清单上，这意味着它们很可能绕开了产能调控制度，或者可能在没有适当监管的情况下运营。
§ 利益牢固
钢铁产能调控失败对中国正在完善的下一个“五年规划”（预期于明年发布）和即将付诸实施的最新2060年“碳中和”目标发出了警示：排放密集型产业根基深厚、利益牢固。
基建驱动型的后“新冠”复苏将进一步加深该国经济增长对政府主导项目的依赖。
从中国政策制定者的角度来看，在经历了2014、15年间的产业低谷后，钢铁需求被证实远比预期的更有弹性。然而，此类钢铁需求增长是由政府刺激的基础设施项目和房地产政策制造出来的。地方政府既控制着钢铁需求，也控制着供应。
钢铁“去产能”目标的落空，既是该行业政治影响力的佐证，也印证了为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中国经济对建筑业和重工业一以贯之的依赖性。2018年、2019年和2020年，粗钢产量增幅均超过了当年GDP增速，说明依赖性只增不减。
下一年度消费和服务业的预期反弹为绘制不同的经济路线提供了机会。